国人商定战争配款的时候约定，这次赔偿给天朝的款项，尽数以英镑结算，否则的话，日后运到我朝，还要按照这种比值进行换算，弄不好的话，我们真正到手的钱，还没有那么多呢这还不必提再进行二次换算，成了劳民伤财的折腾人的把戏了”

　　阎敬铭知道他不懂，只好给他解释几句，“皇上，这是不同的。”在户部任上数年，入职军机处以后，也是管部的大臣，后来又向身在北京的外国教习，通晓经济之法的人请教多时，阎敬铭在这方面，真可称是大清第一人了。特别是在咸丰七年之后，朝廷新开天津等三地口岸，和往来中华的外国人经营商贸之事，使得各省——特别是沿海各省的经济状况进入到飞速的增长期，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。即各省分别请旨，开炉鼓铸的银圆、铜圆为数甚多，但出现了两处弊端：第一是鼓铸的数量很多，却品质不一，解送到部的官宝银子，总要折色；第二就是各省虽然能够使上缴国库的税银大量激增，但却引致银价大涨，到咸丰九年的时候，市面上一两本来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的银子，增值到要一千六七百文铜钱才能换得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，于富豪之家还没有什么，却苦了小民百姓，更不必提江南数省之中，与洋人交往日渐增加，折磅的亏累相当严重，以致辗转亏折，公私交困。这还不算，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西洋各国，纷纷提出要求，要中国政府施以行政手段，划一币制。而在这之后不久，任职新开三口通商衙门办事大臣的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，内中说，“……天津贸易日盛，市面银钱日紧，银号因之居奇，钱商转以射利，遇有大宗款项，以银易钱则钱贵；以钱易银则银贵，辗转亏折，公私交困。现在各省鼓铸银圆，诚恐钱商有意挑剔，未能畅行。若不设法变通，实不足以通商、惠工、便民。据天津银钱所总局道员李竟成、孙宝奇会同微臣等共同禀称，以该局每年进出银钱甚巨，拟筹五万两为成本，设立通惠官银钱号，将来天津机器局所铸银圆铜钱，随时向该号兑换往来，以利寰法而资周转。”

　　“……臣查西洋等国，皆有国家银行主持钱法，商贾无从把持，立法未为不善，中国尚未创立银行，亦应随时随地斟酌调剂，臣等所请设立官银钱号，俾银圆可以通行，而市价亦有准则，于公款商务目前既多裨益，如果试行有效，将来即可为开设银行张本。”

　　这份折子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，币制改革，到了这咸丰十二年，也似乎到了把它拿到案头上的时候了，不过他可不准备让李鸿章承担其事——他的贪名在外，若是把这样的责任给了他，不提他办的好不好，日后查出有贪墨之行，自己管是不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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